撰文／曹銘宗
中研院資訊所兼任研究員謝清俊榮獲「2017年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對他過去在數位典藏工作上的夥伴和後輩來說，可謂遲來的實至名歸，但正好彰顯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所出版《遠見與承擔：中研院數位人文發展史》一書中的靈魂人物。
自20世紀末以來，由電腦與資訊科技引領的數位浪潮，開始衝擊人類社會的各個領域，人文領域也捲入其中。謝清俊以資訊科技專才，又具人文素養，面對數位時代的來臨，他洞察機先並帶領因應，這是遠見；他為打造國家的數位化工程而放下自己的學術研究，這是承擔。
2016年，我為了撰寫《遠見與承擔：中研院數位人文發展史》，與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團隊採訪了約40位相關人士。謝清俊在療養中接受採訪，還另舉行座談，他侃侃而談，自然流露的熱情與無私，讓人印象深刻。
早在2005年，我是《聯合報》文化組記者，曾企劃全組同仁做了「數位@文化.tw」系列報導（當年獲得吳舜文新聞獎文化專題報導獎），就訪問過謝清俊，見識他從人文及科技的觀點、以科普的通俗語言來詮釋「數位文明」。
謝清俊說，人類文明之初即有資訊，資訊承載人類累積的所知，經由傳播，生成文明，不同的傳播產生不同的文明，例如過去的口語文明、文字文明，以至於當今由電腦帶來的數位文明。
他說，電腦從1960年代開始影響資訊的處理，後來更與傳播結合創造了網際網路，「數位時代已出現了網際網路這個威力無匹的混世魔王！」「當大部分的文明紀錄都數位化後，人類的未來將轉換嶄新的面貌！」
我在採訪、撰寫《遠見與承擔：中研院數位人文發展史》中，從多位受訪者的口述歷史，見證謝清俊在推動國家重要文物、典籍等數位化工程中，堪稱既有遠見又願承擔的典範。
人文典籍的數位化，主要在於數位化的技術，所以資訊科技學者要擔起重任，但資訊科技學者也要與人文學者討論，才能了解人文方面的需求，而謝清俊正是溝通雙方的橋梁。
謝清俊的研究專長是「資訊科學」（Information Science）及「中文語言處理」（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他是臺灣第一代研究數位資訊的學者，他同時也研究中國著名的文字工具書、最早依偏旁部首編排的字典《說文解字》，所以對解決中文文獻數位化的問題，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曾長期參與中研院數位化工作，並前往中國交流的中研院史語所兼任研究員黃寬重說，兩岸差不多在同一時期展開漢籍數位化工作，但臺灣做得比較成功，因為人文領域與資訊科技領域差異太大，中國缺乏一個可以溝通兩者的人，而臺灣剛好有謝清俊這樣一位「了解並尊重人文的資訊學者」。
在1985年進入中研院計算中心工作就開始跟隨謝清俊的林晰（2016年底以系統科科長退休）說，謝清俊為人「清明澄澈」，有如「真誠的傳教士」，始終「抱持理想性」，在工作上「領導而非管理」，對屬下充分授權。
曾任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計畫總主持人的前中研院副院長楊國樞說，謝清俊是一位能將新構想付諸實現，而且從不私藏所知所學的學者，如果要用一句話來評謝清俊，就是「但開風氣不為師」。
謝清俊自1984年起參與中研院的「史籍自動化計畫」、「漢籍全文資料庫計畫」，接著自1998年起參與國科會的「數位博物館專案計畫」、「國家典藏數位化專案計畫」、「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在2003年7月卸下「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主任一職。
但謝清俊對臺灣數位人文的關懷和抱負要從更早說起。1969至1971年間，謝清俊在美國麻薩諸塞州劍橋市與毛漢光認識進而結交。當時謝清俊是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博士生，在麻省理工學院（MIT）寫博士論文，毛漢光則是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在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當訪問學者。
當時電腦的主流是大型電腦，小型電腦才剛出現，但都不會處理中文，所以沒有中文電腦。然而，在中文尚未碰觸電腦的年代，學電腦的謝清俊與學人文的毛漢光已先約定，希望將來可以用中文電腦來幫助人文研究。
謝清俊在1971年回到臺灣，1972年獲得博士學位，隨即應邀參與當時國科會的中文電腦研究相關計畫，成為中文電腦化基礎工作的先驅。1980年，由謝清俊主持、跨領域學者組成的「國字整理小組」，提出第一套中文交換碼「中文資訊交換碼」。
1983年10月，當時的中研院院長吳大猷看到中研院各所幾乎不用電腦，擔心「十年後將被國際學術界除名」，於是邀請謝清俊擔任中研院資訊所研究員，並籌備成立中研院計算中心，謝清俊即兼任中研院計算中心籌備處主任至主任一職（1983-1990）。
當時中研院計算中心籌備處是臨時任務編組，主要工作是建立、維護院內的資訊網路，但謝清俊的抱負不止於此。他隨即聯絡毛漢光，兩人攜手展開了中研院「史籍自動化計畫」（1984-1993），首要目標是把中國二十五史數位化。
今天，中研院資訊服務處（原中研院計算中心，2016年改名）的入口處，掛著大幅山水畫及對聯，上聯：「修身去心中算計」，下聯：「治學有計算中心」。這是毛漢光在1986年致贈謝清俊，一句「治學有計算中心」點出資訊科技有助人文研究的時代已經來臨。
謝清俊協助中研院「史籍自動化計畫」發展「中文文獻處理系統」，以及「中文全文檢索系統」（CTP, Chinese Text Processor），這種以自由詞的全文檢索，後來由中研院資訊所研究員簡立峰（2006年轉任Google臺灣區分公司總經理）繼承。在此基礎之下，中研院自1994年擴大進行「漢籍全文資料庫計畫」至今。
1998年，行政院國科會（2014年升格科技部）推動將臺灣文化資產數位化的「數位博物館專案計畫」（1998-2001），最新的挑戰是「器物數位化」，因此邀請在中研院有數位化經驗的謝清俊出馬，擔任第一期（1998-1999）的計畫總主持人。
國科會接下來的「國家典藏數位化專案計畫」（2001）、「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2002-2007），都由謝清俊擔任計畫辦公室主任。謝清俊在1998年成立「Matadata研發小組」，在2002年成立「後設資料工作組」，以執行數位典藏工程中最基礎的資訊建設工作。
今天國人耳熟能詳的「數位典藏」一詞，譯自英文Digital archive，本來中文直譯是「數位檔案」，但謝清俊譯為「數位典藏」後，公認非常典雅，也成為台灣特有的用詞。
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召集人林富士說，今天臺灣數位化工程的成果，歸功許多默默奉獻青春與血汗的工作人員，也要感懷謝清俊這位「數位典藏的高祖」。
林富士回想當年「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正要展開，他和上百位研究人員、教師、助理和工作人員集結一起，大家似乎還不十分清楚「數位典藏」，卻都回應了謝清俊的號召：「這是第一個真正跨越科技與人文的國家型計畫，也是唯一可以讓人文學者參與奉獻的國家型計畫。」
林富士說，謝清俊是他見過「最浪漫、最熱情、最多夢想的科學家」。
附錄：2000年9月4日，臺灣《商業周刊》創辦的新雜誌《數位周刊》發表創刊號，並刊出以「華人一百大新經濟領袖」為題的調查報導，謝清俊名列其中，他以中文電腦化的成就，促進網路基礎建設與相關服務。
此一調查認為，「華人新經濟領袖」的動態及思維，將影響華人在21世紀的發展。調查方法是由《數位周刊》編輯部與專家小組先從臺灣、中國、香港、新加坡、美國的華人中找出30位代表性人物，再由他們推薦候選人，並投票選出「華人一百大新經濟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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