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黃寬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長庚大學醫學系人文及社會醫學科退休講座教授）

臺灣傳統文化典藏數位化的成就在國際上居領先的地位。這項榮譽是國內眾多人文與資訊學者共同締造出來的；其中集合眾多機構與人員組成團隊的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的成果尤為豐碩。從林富士教授策畫、曹銘宗先生撰寫的《中央研究院數位人文發展史 (1984-2015)》一書可以知道概略。

楊國樞院士和謝清俊教授二位擘劃、組織、推動，是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成功的關鍵。今天我們在享受這項成果時，不要忘記這位兩位奠基者。楊院士以其卓越的見識，在中研院組織、推動，並以其在人文社會學界領袖地位，力促政府成立第一個整合人文與資訊的國家型計畫，居功甚偉，被推為臺灣數位典藏之父。而具深厚人文學養的謝清俊教授，領導資訊學者結合理論與經驗，投身奉獻，更是計畫成功的關鍵，孕育國家型計畫的母親；林富士教授更從數位化歷程，尊他為我國數位典藏的高祖。

寬重因緣際會得以追隨楊、謝二位前輩，參與早期中研院的籌畫乃至國家型計畫的籌備工作，對二位有近身的觀察。楊院士對臺灣學術與政治參與的角色多元，數位典藏計畫只是他眾多貢獻之一。謝教授則終身獻身數位化的工作；寬重與他結識較早，互動更多，願就所知介紹謝教授。

我是1988年認識謝清俊教授的。當年我受丁邦新所長之命擔任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主任；此時謝教授正協助國家圖書館，推動圖書館自動化的工作，召集各圖書館主管，定期參訪相關圖書典藏機構，了解現況，建立運作規範。這個機緣讓我認識謝教授；但我非圖書館專業，彼此只有業務往來，談不上交情，只覺得他是個個性爽朗又熱心、喜歡管閒事的資訊學者。

不過，很快地因善本書的保存問題，謝教授和我密切往來。南港天候潮濕，傅圖典藏條件並不佳；所方為避允損壞珍善古籍，獲院方支持，在傅圖設置微卷室，將重要古籍拍攝成膠捲，每年都有一定的數量與進度。但天候不佳，膠捲保存不易。謝教授知道傅圖的情況，關切古籍保存條件，特別到傅圖看我，告訴我現在已有新的技術與設備，可以讓古籍永久保存。他介紹當時最先進的王安光碟。經過評估後，史語所正式向院方提出以光碟取代膠捲的方案，並將所有膠捲轉檔。這項轉變，是當時古籍保存的重要里程。不過，幾年後，王安電腦關門，在謝教授協助下，又費了一番功夫轉採IBM。這是我第一次實質接觸電腦，有一點興奮，也有一點害怕，但對謝教授的勇於嘗試，是很佩服的。

1994年我自國立清華大學回史語所任副所長，受命擔任溝通所內外的行政工作。由謝教授與本所前輩毛漢光先生執行推動的「史籍自動化計畫」，經多年努力，已完成二十五史建置，成果深受國際重視，需要更進一步發展。但杜正勝所長公務甚忙，我便擔負起聯絡、溝通的角色，定期與謝教授領導的計算中心團隊討論、規劃，以形成決策。此時，史語所將計畫工作改名為「漢籍全文資料庫」，由史籍擴展至所有漢籍，數位化的質量俱增，院內的臺灣史研究所、中國文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也相繼加入，需要建立共同運作及規範，遂於1995年成立「漢籍資料庫工作小組」，由我擔任召集人，以利協調。

1996年8月，楊國樞教授應李遠哲院長之邀，出任本院副院長。他蒞任後即著手人文社會各所整合的工作，在院內成立四個協調性的委員會，加強跨所的聯繫。史語所各類古籍文獻不僅量多且品質佳，既有豐富的電子化經驗，也與各所建立溝通的機制。因此，楊副院長指示成立「漢籍電子文獻協調委員會」，在既有工作小組職能的基礎上，訂定章程，於1997年正式成立，由我擔任召集人，謝教授為副召集人。我是電腦的門外漢，其實只是負責召集、協調，並向院方爭取經費而已，專業內容的討論，全仰賴謝教授召集與規劃。記憶所及，這段期間謝教授運用資訊專業，解決《說文解字》缺字的問題，領導文字與資訊學者建立「漢字構形資料庫」，對漢籍文獻檢索貢獻巨大。在內容建置及發展上，他的卓視尤為臺灣典藏數位化奠定了領導國際的基礎。其一是漢籍內容不僅擴及圖像、金石、考古資料，甚至將院內動物與植物研究所珍藏的動、植物生物標本都納入典藏範圍。其二是他提出時間、空間與語言三個座標結合的重要觀點，不僅有中西曆轉換，還成立地理資訊和語料庫，形成國家數位典藏重要項目：特別是由於地理和語料的加入，讓典藏的資料，構成一個完整的知識系統，更是一大特色。這些具前瞻及整合性的視野，不是單純的人文或資訊學者所具備的。此外，他更堅持電子資料庫應向學界、社會公開。這一見解雖囿於當時環境未能完全實現，但基於回饋社會的理念，也訂定相關辦法，對國內外開放部分資源，供教學與研究之用，並以合作開發的方式，和國外建立資料交換機制，讓本院在國際上發揮了實質的影響。

到1998年，在中研院積極發展文獻資料庫數位化的同時，項潔教授也在國立臺灣大學主持了跨越人文與圖書資訊學系的「電子圖書館及博物院計畫」，累積了適當能量。他向剛出任國家科學委員會企劃處長的張善政教授建議，由國科會主導推動全國性的數位博物館。張處長邀請謝清俊、項潔、吳明德、林誠謙和寬重參與籌備，請楊國樞領導。1999年8月正式成立「數位博物館專案計畫」，由謝清俊教授擔任第一期計畫主持人，負責整合全國性數位化工作。由於這個計畫是二個機構初次合作，彼此不免多有磨合，但謝清俊教授的眼光與大公無私的態度，使整個計畫順利進行。接著，國科會請謝教授負責籌劃「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邀請重要文物的典藏機構參與。

2001年國科會進一步展開具國家型計畫先導性的「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請楊副院長擔任主持人，謝教授任計畫辦公室主任，領導團隊進行實際規劃與運作。由於參加的機構、人員、內容與項目非常龐大，各單位資訊技術與規劃能力差異頗大，為了整合統一，須先訂定各項標準，逐級訓練，並建立全國性一致的作業。統合協調是計畫成敗的關鍵，溝通平台的建立尤為重要，這些大小事務均由謝教授親身領導、規劃推動，尤其對各單位是否具備條件，以及參加計畫後的成效評估，更要組織委員會，建立評估機制，以決定經費、項目及進退場機制，都需要總主持人與各分項主持人意見溝通。謝教授所率領的計算中心團隊，不僅是輔導各單位資訊技術的主要力量，更是統籌支援整個計畫運作的後勤部隊，成為整個計畫推動的核心。謝教授不計名義，實際承擔所有事物，為此後國家型計畫奠定運作基礎。由於這個計畫是由人文處督導、支持的，人文學者是計畫主持人，資訊專家不論謝教授或接任的李德財院士，都以辦公室主任之名，居中運籌帷幄；這樣的安排，符合謝教授自己是工程師，應該為人文學者服務的觀點。資訊學者願意委身襄助人文學者，而以人文內容為主體，是我國典藏數位化國家型計畫的重要特色，也是一種可貴的臺灣經驗。

「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經一年籌備，眾多項目、內容的協調及繁雜的運作程序，均趨成熟；經中研院院士會議的提案，國科會遂於2002年1月正式核定5年為期的國家型計畫，由楊國樞副院長擔任總召集人，謝清俊教授任辦公室主任，負責規劃、推動全國性整體發展。國家型計畫穩定後，楊國樞院士於當年底辭總召集人；次年7月，謝教授自計算中心退休，亦辭卸辦公室主任之職。楊、謝二人經6、7年的努力，為國家型的發展擘劃藍圖，並具體推動，為此後我國文物典藏奠定永久性的發展基礎。如今回想，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是我國以國家力量回應數位時代的來臨，規劃整體性的發展之成果；其中尤其突顯時間、空間和語言三項的重要性，進行系統性的整合，並建立了國際規格的後設資料，把臺灣數位典藏成果推向國際，成為全球指標性的數位計畫。可以說，今日臺灣數位典藏之所以能發揮影響力，謝教授主導、擘劃之功厥偉。

與這個計畫相連結的是謝教授引介太平洋鄰里協會（Pacific Neighborhood Consortium, PNC）來臺。太平洋鄰里協會於1993年由前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田長霖校長等人發起，旨在透過網路技術，促進太平洋沿岸地區國家資訊交換流通的國際組織，總部設在柏克萊大學。1997年謝教授提議將總部業務轉移至中研院，由計算中心承辦。這一機緣，使臺灣的學術研究成果能與國際接軌，創造出更多交流與合作的機會，增加國際能見度。更重要的是，卓越的臺灣數位典藏成果，藉著這個平台，向國際上展現了優勢，創造了另一種臺灣經驗。

寬重與謝教授結識超過30年，有10年互動密切，對他的為人與學識有較多認識。他是臺灣資訊科學界特異份子，27歲就獲選十大傑出青年，32歲拿到博士，是國內培養的第一代資訊學者。他有機會和科技大老一樣，創造巨大的財富或發表符合科技潮流的學術文章，在學界坐享榮耀，但他卻有著深厚的人文素養與社會關懷，捨棄名利，委身與人文學者合作，走向冷僻的領域，整合人文與科技，以解決實務性的問題為務，推動我國文化的變革。他長期致力中文資訊交換、數位化與中文知識表達的建置與開發，是我國人文數位化工程的奠基者；主導推動我國圖書館自動化與數位典藏計畫的發展，將傳統文化與臺灣特有生態物種，蛻變成影響力深遠、生命無窮的新資源；為學術研究、文創產業發展，奠定雄厚基礎，對臺灣教育與社會文化，影響巨大，改變深刻。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始終懷抱理想，能將構想付諸實現而功成不居、不藏私的學者，甘於淡泊名利的傳教士。杜正勝院士曾說：「謝清俊教授缺乏國際一流期刊論文，沒有傲人的國內外學術桂冠，但三、四十年來，臺灣人文資訊學的發展有今天領先世界的成果，缺乏謝教授，這篇歷史是寫不成的」。這句話真切地點出他對臺灣社會教育的付出及貢獻。獲行政院頒授2017年傑出科技貢獻獎，是對他一生辛勞實至名歸的肯定。

延伸閱讀：

1.〈臺灣人文資訊學先驅 謝清俊榮獲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

2.〈謝清俊的遠見與承擔〉

3.〈楊國樞院士與數位典藏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