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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曹銘宗

 

中研院資訊所兼任研究員謝清俊榮獲「2017年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對他過去在數位典藏工作上的夥伴和後輩來說,可謂遲來的實至名歸,但正好彰顯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所出版《遠見與承擔:中研院數位人文發展史》一書中的靈魂人物。

 

自20世紀末以來,由電腦與資訊科技引領的數位浪潮,開始衝擊人類社會的各個領域,人文領域也捲入其中。謝清俊以資訊科技專才,又具人文素養,面對數位時代的來臨,他洞察機先並帶領因應,這是遠見;他為打造國家的數位化工程而放下自己的學術研究,這是承擔。

 

2016年,我為了撰寫《遠見與承擔:中研院數位人文發展史》,與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團隊採訪了約40位相關人士。謝清俊在療養中接受採訪,還另舉行座談,他侃侃而談,自然流露的熱情與無私,讓人印象深刻。

 

早在2005年,我是《聯合報》文化組記者,曾企劃全組同仁做了「數位@文化.tw」系列報導(當年獲得吳舜文新聞獎文化專題報導獎),就訪問過謝清俊,見識他從人文及科技的觀點、以科普的通俗語言來詮釋「數位文明」。

 

謝清俊說,人類文明之初即有資訊,資訊承載人類累積的所知,經由傳播,生成文明,不同的傳播產生不同的文明,例如過去的口語文明、文字文明,以至於當今由電腦帶來的數位文明。

 

他說,電腦從1960年代開始影響資訊的處理,後來更與傳播結合創造了網際網路,「數位時代已出現了網際網路這個威力無匹的混世魔王!」「當大部分的文明紀錄都數位化後,人類的未來將轉換嶄新的面貌!」

 

我在採訪、撰寫《遠見與承擔:中研院數位人文發展史》中,從多位受訪者的口述歷史,見證謝清俊在推動國家重要文物、典籍等數位化工程中,堪稱既有遠見又願承擔的典範。

 

人文典籍的數位化,主要在於數位化的技術,所以資訊科技學者要擔起重任,但資訊科技學者也要與人文學者討論,才能了解人文方面的需求,而謝清俊正是溝通雙方的橋梁。

 

謝清俊的研究專長是「資訊科學」(Information Science)及「中文語言處理」(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他是臺灣第一代研究數位資訊的學者,他同時也研究中國著名的文字工具書、最早依偏旁部首編排的字典《說文解字》,所以對解決中文文獻數位化的問題,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曾長期參與中研院數位化工作,並前往中國交流的中研院史語所兼任研究員黃寬重說,兩岸差不多在同一時期展開漢籍數位化工作,但臺灣做得比較成功,因為人文領域與資訊科技領域差異太大,中國缺乏一個可以溝通兩者的人,而臺灣剛好有謝清俊這樣一位「了解並尊重人文的資訊學者」。

 

在1985年進入中研院計算中心工作就開始跟隨謝清俊的林晰(2016年底以系統科科長退休)說,謝清俊為人「清明澄澈」,有如「真誠的傳教士」,始終「抱持理想性」,在工作上「領導而非管理」,對屬下充分授權。

 

曾任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計畫總主持人的前中研院副院長楊國樞說,謝清俊是一位能將新構想付諸實現,而且從不私藏所知所學的學者,如果要用一句話來評謝清俊,就是「但開風氣不為師」。

 

謝清俊自1984年起參與中研院的「史籍自動化計畫」、「漢籍全文資料庫計畫」,接著自1998年起參與國科會的「數位博物館專案計畫」、「國家典藏數位化專案計畫」、「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在2003年7月卸下「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主任一職。

 

但謝清俊對臺灣數位人文的關懷和抱負要從更早說起。1969至1971年間,謝清俊在美國麻薩諸塞州劍橋市與毛漢光認識進而結交。當時謝清俊是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博士生,在麻省理工學院(MIT)寫博士論文,毛漢光則是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在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當訪問學者。

 

當時電腦的主流是大型電腦,小型電腦才剛出現,但都不會處理中文,所以沒有中文電腦。然而,在中文尚未碰觸電腦的年代,學電腦的謝清俊與學人文的毛漢光已先約定,希望將來可以用中文電腦來幫助人文研究。

 

謝清俊在1971年回到臺灣,1972年獲得博士學位,隨即應邀參與當時國科會的中文電腦研究相關計畫,成為中文電腦化基礎工作的先驅。1980年,由謝清俊主持、跨領域學者組成的「國字整理小組」,提出第一套中文交換碼「中文資訊交換碼」。

 

1983年10月,當時的中研院院長吳大猷看到中研院各所幾乎不用電腦,擔心「十年後將被國際學術界除名」,於是邀請謝清俊擔任中研院資訊所研究員,並籌備成立中研院計算中心,謝清俊即兼任中研院計算中心籌備處主任至主任一職(1983-1990)。

 

當時中研院計算中心籌備處是臨時任務編組,主要工作是建立、維護院內的資訊網路,但謝清俊的抱負不止於此。他隨即聯絡毛漢光,兩人攜手展開了中研院「史籍自動化計畫」(1984-1993),首要目標是把中國二十五史數位化。

 

今天,中研院資訊服務處(原中研院計算中心,2016年改名)的入口處,掛著大幅山水畫及對聯,上聯:「修身去心中算計」,下聯:「治學有計算中心」。這是毛漢光在1986年致贈謝清俊,一句「治學有計算中心」點出資訊科技有助人文研究的時代已經來臨。

 

謝清俊協助中研院「史籍自動化計畫」發展「中文文獻處理系統」,以及「中文全文檢索系統」(CTP, Chinese Text Processor),這種以自由詞的全文檢索,後來由中研院資訊所研究員簡立峰(2006年轉任Google臺灣區分公司總經理)繼承。在此基礎之下,中研院自1994年擴大進行「漢籍全文資料庫計畫」至今。

 

1998年,行政院國科會(2014年升格科技部)推動將臺灣文化資產數位化的「數位博物館專案計畫」(1998-2001),最新的挑戰是「器物數位化」,因此邀請在中研院有數位化經驗的謝清俊出馬,擔任第一期(1998-1999)的計畫總主持人。

 

國科會接下來的「國家典藏數位化專案計畫」(2001)、「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2002-2007),都由謝清俊擔任計畫辦公室主任。謝清俊在1998年成立「Matadata研發小組」,在2002年成立「後設資料工作組」,以執行數位典藏工程中最基礎的資訊建設工作。

 

今天國人耳熟能詳的「數位典藏」一詞,譯自英文Digital archive,本來中文直譯是「數位檔案」,但謝清俊譯為「數位典藏」後,公認非常典雅,也成為台灣特有的用詞。

 

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召集人林富士說,今天臺灣數位化工程的成果,歸功許多默默奉獻青春與血汗的工作人員,也要感懷謝清俊這位「數位典藏的高祖」。

 

林富士回想當年「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正要展開,他和上百位研究人員、教師、助理和工作人員集結一起,大家似乎還不十分清楚「數位典藏」,卻都回應了謝清俊的號召:「這是第一個真正跨越科技與人文的國家型計畫,也是唯一可以讓人文學者參與奉獻的國家型計畫。」

 

林富士說,謝清俊是他見過「最浪漫、最熱情、最多夢想的科學家」。

 

附錄:2000年9月4日,臺灣《商業周刊》創辦的新雜誌《數位周刊》發表創刊號,並刊出以「華人一百大新經濟領袖」為題的調查報導,謝清俊名列其中,他以中文電腦化的成就,促進網路基礎建設與相關服務。

 

此一調查認為,「華人新經濟領袖」的動態及思維,將影響華人在21世紀的發展。調查方法是由《數位周刊》編輯部與專家小組先從臺灣、中國、香港、新加坡、美國的華人中找出30位代表性人物,再由他們推薦候選人,並投票選出「華人一百大新經濟領袖」。 

 

延伸閱讀:

【特別報導】臺灣人文資訊學先驅 謝清俊榮獲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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